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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特点：
也就是说，我们党依法执政，让人不敢腐、不能腐、不易腐，那么能不能把它变成可以依法操作的东西?比如权力范围和大小，也就是党的权力清单、权力行使程序，以及违法责任及责任追究方式，等等，像这些东西彻底在法律上确定下来，进入实际运用，我觉得这才是中国司法改革的解套之方，是依法治国、法治中国的解套之方。
行政法官完全有能力并能胜任联邦行政程序内的任何案件，无论是关于劳动关系、移民、社会保险还是证券交易均不成问题。 注释: ①本文使用行政法官包括概指美国法上的administrative law judges, administrative judges, hearing officers。
有学者认为针对行政法官不公正的决定提起的诉讼，在本质上与针对行政机关的诉讼毫无差别。总之，在此模式之下，法院给予行政机关的尊重要强于给行政法官的尊重。在听证过程中，行政法官会投入一些时间使申请者与证人感到放松，在地点的选择上也会离申请者住地很近，在穿着方面行政法官也不会穿司法袍服，这些均会让申请者感到自己受到了行政机关的尊重。可能的结果是既无法体现行政专业性也无法解决独立性并承担政治上的责任。更有人认为目前中国就是应该强调机构独立，专业性的问题可以随后再议。
他们经过听取顾问的意见、证人证词，进行必要的分析、权衡以及研究之后做出决断[10]102此处，我们也赞同授益行政行为说。问题在哪里呢?问题在于仅有空洞的原则宣告，没有任何真实的制度保障。
就拿打大老虎来讲，算什么成就呢，秦始皇、汉武帝、朱元璋都打过大老虎，尤其是嘉庆皇帝打和珅这个打老虎更了不起。首先是党的权力必须再法律上明确列举，划清范围界限。这几个平行的主体之间，互相监督，互相制约，你吃不了我，我也吃不了你，但是我要受你监督，你也要受我监督对范教授除了刚刚的介绍，他还有许多(地方)值得我们敬佩景仰的地方，比如说是他的博客名叫信法为真，在圈内大受欢迎。
直到差不多两年后，周永康去中国政法大学讲话，他说，这个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是以胡锦涛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肯定过的。当今中国的政改第一难题就是最高权力纳入法律约束中的问题。
这既是我们国体的要害，也是我们政体的要害。所谓人民的权利，无非就是选举罢免权，言论自由权，新闻自由权，集会结社权，游行示威权，批评建议权，检举控告权等多种权利。他实际上是在说，国家法律制度就用来禁止君主胡作非为的，就是用来限制君王滥用权力的。一方面我们将党在法上作为基本宪法原则。
他们说，那不行，你要再烧一把火。如果什么时候能够把党委的决定变成平行监督的对象，也就是变成普通法院或宪法法院司法审查的对象，那么的中国依法治国的万里长征就算是迈出了小小的第一步。我觉得，回顾历史，中国似乎又进入了一个历史怪圈，或者一个恶性循环或轮回。几年前，童之伟兄曾约我写点文字把中央政法委社会主义法治理念黄皮书批评一下。
既然反感人家说你是公知，为何又愿意并且热心去谈论一些公共话题呢?原因很简单——就像中午吃饭的时候我与深大的叶海波校友、中山大学的刘志强校友讲过的，也是出于无奈。另外，周永康时期有些问题处理得很不好，比如说，宪法法律规定的司法制度和没有法律地位的信访制度之间的关系搞得本末倒置，现在应该依法治精神理顺。
今天中国没有君主，但是我们国家的政治体制和政治学者却赋予了整个执政党比过去的君王还要更大更集中的权力。不独是游戏，在日常生活中都有做皇帝的潜意识。
还有一个我刚才讲的，光靠体制内改革不一定能守住社会正常发展的罩门。这样一来，就等于告诉我们，宪法和法律不一定代表党的事业，不一定代表人民的利益，这真是天大的笑话!你不是一贯宣称宪法和法律是党领导人民制定的吗?不是一贯说宪法法律是党的政策和人民利益的体现么?难道严格依法办事也可以违背党的事业和人民利益么?这一个逻辑上的显著矛盾，幼儿园的小朋友都能看出来，可是我们官方还作为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信条强迫我们学了好多年，真是历史笑话。我说，我对这个东西没什么太大的积极性。法治的要求是通过法律进行社会控制，但周永康时代重视的是通过长官意志来进行社会控制，这个事情在周永康时期搞得登峰造极。这一篇小文章，张老师说，只有一段话可以拿出来在会上讲。但是，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地方党政干部都认为没有问题的话题，在学术研讨会上反而不敢让人讲。
这些文章发表了，声势就造出来了。不知道在座各位小时候做过小孩做皇帝的游戏没有?我小时候在老家就做过这种做皇帝游戏——小孩儿做皇帝，每个人轮一回。
本来这个暑假我们三位都在休息，我们三位在不同的城市，童教授和范教授很大牌，我怕辜负了校友会交给我的重托，请不动他们两位。对她，可以说无条件地爱，爱得不讲道理;硕士阶段的母校像养母，尽管不是生身的，但是她实实在在养过你，有养育之恩，我们也会比较真心地爱;博士阶段的母校像继母，因为更多是一个名分上的关系，生身、养育的涵义都已经不大了，你已经有人生过了养大了，最后只是老爹喜欢她而附带地给你一个母子名分而已。
在1949年前中共就提出宪政，但是在1949年后由于一些说不清道不明的原因，放弃了宪政的提法。本来官方把这个边界或红线设在五米远那个地方。
另一个说的是1988年人民大会堂开两会时，又有记者问这个问题。他没有重复那二十个字，表明这个东西就死掉了，是我们法学家让它退出现实舞台的。跟他们讲完了之后，一些党员干部跟我说：范老师，这讲的些话我们觉得没有错呀，我们觉得很正常呀，我们心里认为应该有人说这话。我们司法体制改革的目标很清楚，公正、权威、高效，如果不实现司法中立，就没有公正、权威、高效的司法体制可言。
我觉得首先要反思周永康时代的做法，比如说，未审先定，做批示干预个案，违法协调处理个案。比如我在西南本科时的同年级老同学蔡镇顺、王志军二位，当然他们今天看上去比我更显得青春焕发一点，他们都是武大研究生毕业。
但是这个社会主义宪政一定要了解，社会主义宪政不是一个词，它有很具体的内容，它具体的内容实际上是两个，第一点，这一点是我们领导层愿意听的，就是承认或不挑战中共执政的宪法正当性。我们有一条老路，即毛泽东、斯大林全面专政的道路，那是现在反宪派要走这条路。
第二个我们今天也讨论了，道的问题，也讨论了所谓器物的问题。问题在哪里呢?问题在于仅有空洞的原则宣告，没有任何真实的制度保障。
要真正走出迷途或泥沼，从哪儿开始?要真正解套，从哪儿下手?我最近曾在网上与一些法学界的朋友们讨论过，也在一些地方干部研讨班上与学员们讨论过，依法执政的法律化制度化问题，就是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如何实质上依法执政的问题，就是一个真正紧迫的解套要害处。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还没有发表的时候，许崇德教授给我打电话说，你赶紧组织文章呼应。这个方式，无非是两种。当时上边组织人编了一个黄皮本子，向我们征求意见。
今天我们如果丢掉社会主义宪政的旗帜，那也许明天社会主义法治将难以发展，人权、市场经济也将没有安身立命之地。那时有些支持实行宪政的文章的作者知名度虽然较高，但文章没有多少学理。
其实我们现在讨论这些话题，之所以不惜自找一点麻烦，自冒一点风险，说一些官方不太喜欢的话，无非是为了尽一个士人特别是一个法律人的责任，无非是为了将来有更大的说话空间或思想空间。这次问谁?问人大副委员长周谷城先生。
这个网站登出来了，英文版的。后来也正是这一部分发表在《法制与社会发展》上，其他内容都没有发表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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